《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幸存者》（以下簡稱《六人》）是一部令人肅然起敬的影片，它的價值不只是一部紀錄片、一部電影，它重塑了一段中國人的歷史。影片主創，英國導演羅飛和美國記者、作家施萬克皆為中國通。兩人第一次合作的紀錄片《海神號事件》，可以看作《六人》的先驅，挖掘1931年發生在中國海岸的一起海難事件之真相。而在此之前，羅飛的第一部紀錄片《陽關三疊》，描寫生活在上海的若干名退休演奏家的真實生活，《六人》延續了該片中對人物心理活動細微探究的藝術風格。

互聯網與真相并非必然對立。真相只有一個，而在互聯網時代，我們所獲得的“真相”通常是信息博弈加上自我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唯一的那個真相本身。有趣的悖論產生了：我們知道的越來越多，但真正了解的卻可能越來越少。作為一部充分利用互聯網去挖掘真相的紀錄片，《六人》無疑給出了一項振奮人心的宣言：真相依然在那里，我們依然有機會用時間和智慧去接近它。

施萬克的“偵探團隊”是來自全世界各地的研究員，互聯網是他們挖掘、考證、聯絡的基本工具。沒有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檔案的電子化、共享化，這個項目怕是用10倍的時間都無法完成。當然，影片中部分重要檔案依然需要去到紙質檔案存放地才能取得，但網絡提供了眾多關鍵性線索。如關于《六人》第一主角方榮山的最初線索，就來自互聯網論壇上的一則私人發布的“小道消息”，故事主線幾乎就是從這一個點開始順藤摸瓜的。與此同時，影片也展示了面對紛繁信息去偽存真的難度：需要專業的知識背景和經驗，以及保持不輕信的態度，自主去證實或證偽的堅持。在《六人》中互聯網被還原為科技和工具本身，人的選擇決定了其所提供的信息在揭開真相過程中的價值。互聯網和真相并非必然對立，盲從才是真相真正的對立面。

用紀錄片講故事具有不同的震撼力。在《六人》之前，關于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已經有過兩部非常成功的故事片，除了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導演的《泰坦尼克號》，1958年羅伊·沃德·貝克導演的《冰海沉船》亦是一部杰出的災難片；后者側重于表現沉船過程，前者則以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為主線，與沉船事件相交織形成了巨大的敘事張力。而《六人》則將泰坦尼克號的沉沒進一步背景化，以尋找六名中國幸存者為故事主線。作為紀錄片，它同上述兩部故事片具有一樣烈度的震撼力，但實現震撼力的途徑是不同的。

電影理論先驅謝爾蓋·愛森斯坦說過：“對我來說一部電影使用什么手段，它是一部表演出來的故事片還是一部紀錄片，不重要。一部好的電影要表現真理，而不是事實。”然而他沒有說，紀錄片在表現真理的追求上，所能夠擁有的最強大的武器，乃是它天然具有更接近事實本身的潛能。

從《冰海沉船》到《泰坦尼克號》，再到《六人》，都對災難中人性的堅韌進行了重點刻畫。相對于故事片詩意的描述方式，《六人》中有一個段落讓我印象深刻：施萬克為了親身體驗幸存者落海后被冰冷海水包圍的感覺，在水池中模擬了當時的狀況并親自下水去感受。當他完成測試坐在池邊凍到無法自控地發抖，那種冷的感覺不詩意，但非常真實。方家晚輩無意間提到方榮山寄來的一首詩：“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條棍子救上我，兄弟一起有幾個，抹干眼淚笑呵呵。”那種真實的樸素人性所具有的震撼力，和虛構的故事片經過藝術化提煉所呈現的震撼力是很不同的。區別之處就在紀錄片與真實本身更近的距離，通過《六人》對其生平事跡的追蹤，方榮山在九死一生之后，就是用“笑呵呵”繼續去走依然很艱辛的人生之路的，這個“笑呵呵”關乎人最基本的生存尊嚴，一步到位擊穿我心。

1997年在中國公映的《泰坦尼克號》刪除了一組鏡頭：五副哈羅德·羅威指揮的救生船將一名浮在門板上的中國人救援上船。大部分中國觀眾只記得杰克和羅絲的曠世愛情，卻不知泰坦尼克號和中國人有什么關系，更不用說對登船的八名和最后幸存的六名中國人有任何了解。

1912年泰坦尼克號沉沒后，六名中國人被污名化了。紀錄片中，現存關于當時沉船報道的報刊檔案，幾乎都將他們描述成貪生怕死者，甚至說他們假扮成婦女登上救援船。他們在死里逃生后被美國拒絕入境，再一次顛沛流離于海上。《六人》不僅用強有力的證據將清白還給了他們，還揭開了一段華工在海外遭遇不人道待遇的西方排華歷史。在這段歷史中，華人在海外謀求生存空間難以想象的艱辛、隱忍，令人無法忘懷。動容的原因，在于紀錄片的闡述更接近歷史真相。

歷史的客觀部分是過去時間中的真實發生，無法被完整知曉，只能通過散落于各種物件、記錄之中的信息來盡可能地貼近。而人們所接觸到的歷史一般是其主觀部分，即對客觀部分的闡述。這類闡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著某些出自不同原因的歪曲；而追求真實是全人類共有的心理訴求，這類歪曲造成了歷史主客觀之間的鴻溝，有必要被重塑。使用電影作為重塑歷史的工具，屬于當下這個影像時代。電影的優勢不僅在于它具有非常直觀的闡述能力，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大眾娛樂方式，電影的闡述內容還能夠被迅速、廣泛地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