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周前，陜西科技大學一名曾留學美、日的歸國教授在公共場合毆打正常執行作業的環衛女工，引起了輿論熱議。

事情并不復雜，葛姓教授駕車時被前面的垃圾清運車擋住了通路，執行垃圾清運作業的環衛工人告知正在執行作業，完畢后即騰出通路。稍等了幾分鐘，按捺不住的葛教授便沖上去按住女性環衛工人毆打，并嚷嚷“我掙多少錢？你掙多少錢？你擋著我掙錢了”，與其同行的一名女性親戚也參與毆打，致使環衛女工被毆傷。他們毆打環衛女工的行徑被附近住戶看到并喝止時，葛姓教授聲稱“是她自己讓我打的”。

事發后，葛姓教授以自己剛回國，“不了解國情”為由給自己辯解；并自稱來自農村，剛被投資了上千萬的項目，希望警方不要曝光他。

一個曾留學美、日的高校教授，歸國后不久就頤指氣使地對底層勞動者大打出手。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日本留學期間，絕對不敢如此造次，他所聲稱的“不了解國情”實際上是太了解國情。在美、日同樣針對普通勞動者的暴行，報警后會被立即刑事拘捕，面臨坐牢并被對方律師要求高昂的賠償。在中國，這樣的事情一般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不是被網絡曝光引起輿論嘩然，也就不了了之。

拋開這件事背后的社會法律環境因素對于類似暴行的處罰太輕不論，僅從葛教授何以會如此肆無忌憚、理直氣壯地對社會底層的普通勞動者如此大打出手？要知道，每天在中國社會，可能都有社會低底層的勞動者被苛刻以致暴虐對待的事情發生，葛教授不是一個人，而是代表了一類人。

從葛教授在整個施暴過程中的言行，以及事后在警局的說辭，可以勾勒出他大概的一些人格特點。

“我掙多少錢？你掙多少錢？你擋著我掙錢了。”他一邊施暴，一邊嚷嚷著的這句話語，很清晰地反映了他對于被毆打者與自己社會階層差異的認知。他知道對方是相比自己弱勢的社會階層，而且是比自己弱小的女性，所以采取了毫不寬恕的暴力方式來對待，甚至在被群眾喝止時，還以“是她自己讓我打的”來為自己辯解。

如果擋住他行車通路的是一輛豪車（代表更高社會階層），或者是一名身體健壯的男子（代表體力上的優勢），那么葛教授會同樣反應嗎？想必是不會的，葛教授的強勢和暴戾只是針對弱勢者。

那么，他對待強勢者又會如何反應呢？被圍觀群眾報警并帶到警局后，警局代表的是國家權威和暴力機器，是一種遠比葛教授要強勢得多的存在。在警局的問訊中，他聲稱自己出身農村，剛回國不了解國情等等，很明顯這是一種示弱；又以剛被高校獲聘為教授，并被投資千萬于研究項目，希望不要曝光等等，很明顯這是一種哀求。

換言之，面對強勢的國家權威機構，葛教授完全沒有了頤指氣使的心態，而自然地切換成示弱和哀求。

從心理學角度，葛教授這種對弱勢者毫不寬宥的暴虐與對強勢者自然而然的低眉反映了一種權威主義人格的傾向。在社會心理學里，權威主義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是一種與社會偏見、盲從以及個人崇拜有關的人格基礎。權威主義人格的個體往往表現出對權威者（強勢者）的膜拜和順從，對無權力者（弱勢者）的懲罰傾向。

根據葛教授的自述，他出身農村，那么應該是從社會底層通過自身努力躋身到社會中上層。如果他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父母或者環境的苛刻對待，在高壓力下脫穎而出，那么他就會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社會階層地位，并以此感到優越。這樣的成長歷程會帶來兩個最可能的心理后果，一是童年郁結的受虐感受成年后會投射到弱勢的他人身上。例如，童年時被支配型的父母懲罰，那么這種經驗就會被投射到面對弱勢者的情境中，他頤指氣使地暴虐對待弱勢的環衛女工，情形就如同復制童年時父母頤指氣使地苛刻對待弱勢的自己。

另一個的心理后果則是童年受虐艱難成長取得來之不易的社會階層地位后，強化了對權威的認同。他既然在面對弱勢者時儼然是擁有權力的權威者，那么他在面對比自己更強勢的權威者時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擁護、順從甚至膜拜。

在權威主義者的整個人格圖式里，權力具有最重要的核心意義，成為衡量社會關系以及社會態度的一個當然的價值尺度。擁有權力的大小意味著價值的大小，弱勢的環衛女工因為缺乏權力，既沒有社會階層地位上的權力，也沒有體力上的權力，因此是沒有價值的。

相對地，如果葛教授面對的是一輛豪車擋著自己行車的通路，那么豪車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擁有比自己更高的權力資源，那么依據權威主義者的心理邏輯，“他掙多少錢？我才掙多少錢？我干嘛要打擾他呢”。或者，如果葛教授面對是一位體格強壯的男性環衛工人，那么顯然的體格優勢相對自己而言是一種權力，對方體力的優勢與自己社會階層的優勢對沖掉了，權威主義者最可能的反應充其量嘟囔幾句，表達對社會低底層勞動者的鄙夷，斷然不敢出手施暴。

雖然，權威主義人格的概念最初的提出是針對德國法西斯思潮的個體人格基礎，但是，權威主義人格在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反映一種權力依附的人格傾向。他們對強勢者頂禮膜拜，對弱勢者無情打壓，反映在個體身上就如同葛教授這樣，對弱勢者頤指氣使的暴虐懲罰傾向，以及對強勢者低眉哀求的順從。權威主義人格如果反映在群體上面，高比例的權威主義人格傾向者就構成一個社會極權或者法西斯主義思潮的群眾基礎。

不過，當輿論一邊倒地對葛教授持批評和鞭笞態度，一方面可能反映了社會大眾心理對葛教授這種權威主義人格做派的反感和抵制；但另一方面部分輿論對犯錯誤的葛教授絕不寬宥的懲罰傾向，同樣也隱約反映了權威主義人格的影子。

換言之，肆意毆打社會底層勞動者的葛教授，應該受到法律的懲罰以及輿論的批評，但超出合理限度的喊打喊殺，其實就是葛教授所代表的權威主義人格的另一種反映。